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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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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唯一駐津單位: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廠

李俐

    

  在天津市和平區唐山道南側坐落著幾排很普通的青色二層磚樓,其中的47號是一座“坐椅式”的樓房,是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廠舊址。這座建筑始建于1900年,原是天津英租界廣東道(Canton Road)福安里4號,至今保存完好。這個舊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唯一駐津單位。這個秘密印刷廠自1929年從上海遷移到天津后,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央精神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97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將這里確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早在1928年12月,在周恩來同志到天津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期間,順直省委提出,天津出版黨的刊物沒有印刷設備,請中央幫助解決。為加強順直和天津地方黨組織的力量,同時考慮到設在上海的中央出版發行機關的安全問題,經周恩來同志建議,黨中央決定從上海調毛澤民同志(毛澤東的大弟,共產黨員)及夫人錢希均來天津建立秘密印刷廠。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民同志帶領印刷廠部分人員并攜帶印刷機器從上海來到天津。在中共順直省委的協助下,租下了這幢一院兩廂的二層樓房,建立了秘密印刷廠。房東是山東人,在法國律師處當翻譯。住宅的后門對著專門訂做西裝的興記服裝店。由于小樓地處市中心,交通方便,前后有兩個門,前門靠馬路,后門靠胡同,建筑所處胡同內有5個出口。東西的兩個胡同可以通到文波路(現建設路),西面的一個胡同可以通往安仁里胡同出口,北面的一個胡同口通往廣東道,一旦遇到緊急情況可以迅速撤離,是從事地下工作的理想處所。

  當時,正值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斗爭的形勢非常嚴峻。作為黨的秘密機關,印刷廠開展工作難度非常大。印刷機器一開動,就會產生很大響聲,容易引起敵人懷疑。同時,在敵人搜查時,印刷機和大量的印刷品也難以隱藏。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澤民同志等人吸取了在上海的斗爭經驗,對印刷廠內外院作了巧妙的布置。毛澤民同志在印刷廠的一側開辦了一家布店,用布裹住紙,隱藏印刷需要的紙張。

  印刷廠大門的右邊掛著“華新印刷公司”的銅牌,對外承攬各種印刷業務,公開營業,名義上承印《馬太福音》一類書籍和各種表格、請柬、卡片、喜帖、訃聞、發票、稅票,還有戲院的演出廣告和糖果包裝紙等零活以作掩護。而對內則承擔印刷黨中央的重要文件、決議、重要指示及順直省委的重要文件、各種小冊子、傳單等任務。

  樓下設有印刷車間和辦公室。在樓內右前廂房內設置了印刷廠的辦公室,表面上不惹眼的辦公室實則內藏機關,它的任務對外是聯系業務,對內則是崗哨。室內靠門處放置一個玻璃柜子,柜子內放著各種印刷樣品,靠窗戶放著一張辦公桌,在這張辦公桌下專門設有一個暗鈴,每天都有賬房的同志坐在這里,一方面接待外來聯系印刷業務的人,另一方面密切注視著周圍的情況,如果發現形跡可疑的人,就可以立即把腳伸到辦公桌底下,踩動設在小地毯下面的按鈴開關,在車間工作的同志聽到鈴聲就會把正印著的文件收藏起來,轉移到早已準備好的地洞里,立即改印《馬太福音》、請柬、喜帖之類的東西,敵人進到車間,工人們一切都已恢復正常。右后廂房是大家吃飯和臨時休息的地方。過堂和左廂房是印刷機房,內有對開鉛印機兩臺,二號圓盤機一臺,并設有秘密地洞。樓上作為食堂、宿舍和排字房,內有鉛鍋、鐵臺、倒版機等全套鑄字設備,看上去有模有樣,毫不引人懷疑。正是這一系列的措施保護著秘密印刷廠和同志們的安全。

  平時,印刷廠也接受一些外來印刷業務,主要是為了掩護和籌集革命經費。外來業務增多時,就故意索取高價或拖延交活時間,以保證印刷廠大部分時間印制黨內文件。當時,這里是印刷黨的報刊和讀物的重地,任務相當繁忙。為了迷惑敵人,這些書刊的封面也作了巧妙的偽裝——他們將封面印上《三國演義》《寫信必要》等一般書名,而里面卻是黨內文件和馬列著作。

  印刷廠共有十幾名工人,都是毛澤民同志從上海帶來的,人數雖不多,但分工細致明確,經過幾年來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較量,大家的斗爭經驗更加豐富。毛澤民化名周韻華,公開身份是印刷廠的東家兼經理,錢希均擔任地下交通員的工作,其他的同志按工種不同,分別負責排版、印刷、裝訂等工作。為了加強骨干力量,在撤出上海之前,毛澤民同志專門去韶山,將堂侄毛遠耀、毛特夫帶到上海學習印刷。隨他們一起去的還有大革命時期的黨員毛遠耀的妻子胡覺民。不久,他們就跟隨毛澤民夫婦一起來到天津。在毛澤民同志的幫助和教導下,毛遠耀、毛特夫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艱難、危險的環境中,印刷廠的全體工作人員,懷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忘我地工作。他們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不該知道的就不過問,不應該保留的東西,堅決不留。在生活上每個人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為了革命利益,冒著生命危險,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此外,毛澤民同志又在小白樓先農里5條13號(原24號)設立了中央出版發行部秘密機關,由毛澤民同志和夫人錢希均負責具體工作。表面上是一對年輕的夫妻客居在這里,實際上卻是黨的地下工作要地。凡是要印出的刊物、中央和順直省委的文件、傳單等,都要先送到這里,然后由錢希均送到印刷廠,打出清樣后再由她把材料分別送到省委負責人和中央派駐天津的柳直荀那里校對定稿。有的材料就由毛澤民定稿,定稿后的文件由錢希均送到印刷廠。

  印刷結束后,印版立即銷毀,印好的文件由專人負責送到轉運站,兩個轉運站一個位于梨棧西,一個位于大光明影院附近。毛澤民同志在天津當時最繁華的勸業場大光明影院附近開設一家書店,印刷廠印出的書刊從這里轉運分散郵寄到全國各地,其中郵寄到上海的最多。

  毛澤民夫婦特別體貼同志們。有的同志外出回來晚了,錢希均總是留好飯菜,熱在鍋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毛澤民同志總是讓妻子招呼大家一起來吃。正是有了這樣深厚的感情,只要是他安排的任務,大家都任勞任怨的完成。

  在帝國主義的租界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進行黨的地下工作本來就已經非常艱難,還經常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比如遇到特務對貨物起疑心的情況,毛澤民同志都以巧妙的方式加以化解。

  為了避免鄰里懷疑,毛澤民夫婦穿著都很體面。毛澤民經常穿著嗶嘰長袍,外罩清色馬褂,頭戴呢帽,腳蹬皮鞋,提著一個棕色的公文皮包,錢希均常穿一件藕色平絨夾襖,一雙古銅色的皮鞋。因經濟拮據,他們吃得非常簡單。但為了營造安全的環境,他們偶爾請周圍幾個較有名氣的商人一起吃飯,請他們過來打麻將,錢希均明白自己的經濟狀況,只打一些小牌。鄰里關系融洽為順利開展地下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為了完成好中央交辦的任務,黨組織設立秘密聯絡站配合印刷廠開展工作。1928年9月,柳直荀被中共中央派到天津開展工作。開了一家古玩店,作為一個重要的革命據點。這家古玩店開在法租界巴黎路上(今和平區吉林路),一位年輕的老板帶著伙計在店門口笑迎八方來客。這個名叫劉克明的古董店老板,就是時任中共順直省委秘書長的柳直荀。

  他協助秘密趕來天津的周恩來同志籌備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并按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以這間小小的古董店為掩護,擔負傳遞機密文件和籌集經費的任務。這里毗鄰天津最繁華的地區,又位于海河南岸,地理位置優越,鬧中取靜。這座房子是面積不大的里外兩間,外間貨架子上擺放著一些古玩,還有一個賬桌。里間為臥室。店名為“華北商店”,店門外掛著個牌子,上面的外文是“OFFCG”,裝成洋行的樣子,便于掩護和開展工作。1929年春節前夕,化名“劉克明”的柳直荀只身前往天津英租界福安里4號。在那里,他見到了專程從上海趕來的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負責人——“周韻華”。此后直至1929年9月,柳直荀在津期間,當時中共中央印刷廠在津印制的文件多由柳直荀負責定稿,印刷廠負責人毛澤民等常到古玩店來,他們以打麻將牌為掩護研究黨的工作。

  由于掩護工作比較周密細致,黨中央這一重要印刷廠在近兩年時間里,一直沒有被敵人發現。印刷廠在兩年的時間里,承印了黨中央的重要決議、指示、文件和通電,還排印黨的刊物,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向導》《中國青年》《紅旗》《共產主義的ABC》等書刊,印刷順直省委主辦的刊物《北方紅旗》《鐵路工人》,此外還翻印馬克思主義書籍《反杜林論》等,唐山道這個“秘密印刷廠”就在險象環生的環境中,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華新印刷公司在天津運轉一年多,報刊發行和資金運轉都極為困難。由于天津與黨中央的所在地上海距離比較遠,恰在此時,國內形勢已經開始發生有利于革命的變化,中央決定讓毛澤民同志返回上海工作。1931年春,毛澤民和錢希均在天津港乘坐南下的輪船,回到上海。毛澤民同志調離天津后,改由彭禮和負責印刷廠的領導工作,印刷廠也移址到小白樓海大道(現大沽路126號),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唐山道的這幢小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原載《求知》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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