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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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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火種:五四運動在天津始末

趙風俊

    

  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天津愛國青年學生同各界群眾一起奮力投入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勇敢地沖在斗爭的最前線,對五四運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天津革命歷史上寫下光輝篇章。

五四運動的起因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從1919年1月起,協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這次和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幾個帝國主義強國把持下進行的。中國也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等七項希望和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及換文的陳述書。這兩項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拒絕。會議在列強操縱下,竟將戰前德國在山東攫取的種種特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竟指示中國政府代表準備在這樣的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3000余名愛國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會后舉行游行示威,強烈要求拒簽和約、懲辦親日派官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學生們包圍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政府派軍警鎮壓,逮捕學生30余人。北京學生立即實行總罷課,并通電全國表示抗議。一場規模宏大的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了。

內懲國賊外爭國權

  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在天津各界尤其是愛國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5月5日,天津《益世報》《大公報》對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比較詳細的報道。5月6日,經北洋大學學生張太雷等組織聯絡,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和北洋大學學生近千人,齊集北洋大學禮堂,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一致表示要堅決和北京學生站在一起,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而斗爭。5月7日,各學校分別舉行了“五七”國恥紀念集會和示威游行。

  在不斷高漲的愛國熱潮中,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13所學校的代表集聚直隸水產學校,正式成立天津學生聯合會。25日,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愛國學生團體的成立為反帝愛國運動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愛國學生的影響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眾也發起成立了救國十人團、公教救國團等愛國團體,積極開展反帝愛國運動。5月30日,7000多名碼頭工人宣布罷工,拒絕裝卸日貨。天津總商會、直隸省教育會團體和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等社會賢達也紛紛致電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堅決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并要求立即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

  6月3日,北京當局派出大批軍警對在街頭集會宣傳的數千名學生實行嚴厲鎮壓,逮捕170余人。當晚,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抵達天津,報告北京大批學生上街講演遭逮捕、驅趕的情形。天津學生聯合會立即將此消息電告上海,呼吁各地一致起來聲援,并致電北洋政府提出抗議。

  為聲援北京被捕學生,6月9日,天津各界群眾在河北公園(今河北區中山公園)隆重舉行公民大會。天津學聯副會長馬駿登臺演講,呼吁各界民眾聯合起來,用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界罷市等種種強力手段,敦請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罷免三個賣國賊職務,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愛國學生和各界群眾的影響和推動下,總商會決定從6月10日起罷市。

  全國各地反帝浪潮的沖擊,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天津的“不穩之象”,使本來就窮于應付的北洋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他們不得不下令釋放被捕的學生,免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在共同的反帝愛國斗爭中,天津各界民眾增進了相互了解,加強了聯系。6月18日,天津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婦女界和宗教界聯合成立天津各界聯合會,由工商界愛國人士卞月庭、教育界愛國人士馬千里分任正副會長,使全市的各支愛國力量緊緊地團結起來。

  6月中旬,北洋政府無視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決定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天津人民展開了更大規模的斗爭,6月20日起,天津學聯、天津織布工人聯合會、天津電車工人聯合會、天津總商會相繼組織了罷課、罷工和罷市活動;27日,馬駿、劉清揚等10名天津代表同北京、山東、山西等地代表聯合赴總統府請愿。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拒絕接見,各地請愿代表聚集在總統府門前堅持斗爭。經過持續30多個小時的據理力爭,6月28日,徐世昌被迫接見各地請愿代表,答應拒簽巴黎和約的要求。天津人民同全國人民一起贏得了五四運動的又一個勝利。

抗議軍閥當局鎮壓

  拒簽和約的目標實現后,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仍在持續發展。7月下旬,北洋政府為鎮壓山東愛國運動,宣布對山東實行戒嚴。8月5日,山東戒嚴司令、濟南鎮守使馬良大肆鎮壓愛國群眾,殺害回教救國后援會會長馬云亭等三人。消息傳來,天津愛國群眾義憤填膺,為抗議軍閥當局對愛國群眾的鎮壓,天津愛國學生和各界群眾迅速掀起了聲援山東人民,抗議山東軍閥馬良鎮壓愛國群眾的斗爭。8月6日,周恩來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黑暗勢力》一文,大聲疾呼:“黑暗勢力‘排山倒海’地來了。”我們“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隨后,《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立即派人到濟南調查采訪,揭露血案真相。8月23日,劉清揚、郭隆真等10名天津各界代表與北京、山東、直隸等地代表一起到總統府請愿,要求嚴懲馬良,解除山東戒嚴,卻全部遭到逮捕。8月26日至28日,京津2000多名請愿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在馬駿指揮下包圍總統府、國會和國務院,進行請愿斗爭。北洋政府派出大批軍警驅趕、毆打請愿學生,馬駿等代表被逮捕。周恩來等聞訊后,組織天津學生趕往北京,同京津學生和各界代表一起連日在總統府門外露宿請愿。在聲勢浩大的群眾聲援下,北洋政府被迫于8月30日釋放被捕代表。

  9月底,全國學聯應山東各界愛國團體的要求,決定組織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進行請愿斗爭。10月1日,天津、上海、山東、河南等七省市的31名代表到新華門前請愿,提出取消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恢復山東主權,懲辦馬良,取消山東戒嚴令等五項要求。北洋政府拒不接受,并逮捕全部代表。10月10日,天津學生、各界群眾約5萬人在南開操場集會,痛斥北洋政府鎮壓愛國運動的罪行。會后,與會群眾不顧軍警的阻攔、毆打,奮力沖出重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環城示威游行。鄧穎超等11人沖出會場時遭警察毆打身受重傷,受輕傷者不計其數。

  為抗議天津當局的壓制、迫害,10月13日,南開大學等13所中等以上學校舉行了為期6天的短期罷課。10月20日,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等團體發動下,天津各界一萬余人前往直隸省公署請愿,強烈要求懲辦楊以德(天津警察廳廳長,指使天津軍警鎮壓、毆打愛國學生的主謀),無條件釋放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各地請愿代表。天津的這一斗爭得到全國學聯等團體的有力聲援,與各地愛國斗爭相互響應。11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釋放10月1日在新華門前逮捕的各地請愿代表。

贏得獄中斗爭勝利

  1920年初,作為全國性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已進入尾聲,而天津人民為聲援“閩案”,抗議反動當局鎮壓,仍進行著頗具聲勢、英勇頑強的斗爭。1919年11月16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為破壞抵制日貨運動,蓄意滋事,毆打愛國學生,造成槍殺一人、打傷多人的福州慘案。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迅速致電聲援,決定召開國民大會,開展更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11月24日,學生聯合會召集各校學生千余人集會游行,并赴省公署請愿。天津各界聯合會、天津總商會也致電北洋政府,要求對日嚴正交涉,嚴懲福州慘案肇事兇犯。12月20日,天津各界群眾10萬人在南開操場舉行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焚燒日貨,并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示威游行。

  在抵制日貨運動的熱潮中,1920年1月23日,學生聯合會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莊檢查日貨時,遭到毒打。消息傳開,激起社會公憤。可是當各界代表向直隸省公署請愿時,天津反動當局不僅不懲辦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下令逮捕了馬千里、馬駿等20余位各界代表。隨后又查封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妄圖以此把天津的愛國運動鎮壓下去。

  在極為嚴峻的形勢下,1月26日至2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各校學生代表秘密會議,決定舉行更大規模的請愿示威。1月29日,在周恩來等人領導下,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再次到直隸省公署請愿示威,提出啟封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釋放被捕代表等要求。不料,直隸當局下令再次拘捕請愿代表,并出動大批軍警鎮壓請愿學生,制造了轟動一時的“九一廿九”(民國九年1月29日的簡稱)流血慘案(也稱天津一?二九流血慘案)。軍閥當局的暴行,激起愛國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強烈義憤。學生聯合會發動各校學生罷課以示抗議。周恩來等各界代表被捕后與反動當局進行了不屈的斗爭。2月6日,周恩來、于方舟各寫了一份抗議書,向警察廳廳長楊以德質問被拘理由。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經過秘密聯絡,在拘留所內開展了絕食斗爭。他們的斗爭得到社會各界的有力支援。4月5日,由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聯合組建的新學聯,推舉諶志篤、鄧穎超等24人為代表,到警察廳要求替代被捕代表入獄。懾于社會各方面的壓力,警察廳于4月7日將周恩來等由警察廳營務處移送天津地方檢察廳看守所。在檢察廳看守所,周恩來和難友們始終保持著昂揚的斗志,舉辦讀書團,學習新知識,介紹新思潮,研討社會問題。在全國輿論和天津各界人民聲援下,7月17日,反動當局不得不無條件釋放周恩來等全體被捕代表。

  經過五四運動的鍛煉和考驗,周恩來、馬駿、劉清揚、郭隆真、張太雷、于方舟、鄧穎超等一批先進青年迅速成長起來,為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在天津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好了準備。五四運動播撒的火種,最終在神州大地上形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燎原之勢。(原載《求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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